胡镜清：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构建中西医并重的抗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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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我们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抗疫恶战。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战斗中，中医药首次成建制参与、中西医结合并肩救治病人，成为引人注目的重大举措。如何客观看待中医药参与抗疫的成效，如何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长远布局我国疫情防控战略，值得深入探讨。尤其在当前，疫情在世界范围呈加速蔓延之势，这样的探讨于世界抗疫也是极具必要性。
一、中医药成建制亮剑，战疫成效显著
此次抗疫，我国29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派出4900余名中医医务人员对口支援湖北各地市抗疫工作，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比91.5%。5批国家中医医疗队共757人进驻武汉金银潭医院、雷神山医院、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并独立负责江夏方舱医院工作。同时各省市成立中医药专家组指导区域内救治工作。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布了新冠肺炎中医药诊治方案共33个。此次抗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首次成建制全面参与烈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中医医院首次被纳入疫情救治定点医院，中医首次独立承担病区与方舱医院临床救治工作。在抗疫战斗中，中医药前移关口，进社区、下基层，分类干预，有力从源头扼制疫情。同时，参与医院救治，显现实效，包括缩短病程、缓解症状，降低重症转化率和病死率。后期指导出院病人康复，助力复工复产。应该说，中医药在此次抗疫战斗中，不负众望，在新冠肺炎预防、治疗到康复的各个环节都发挥了十分显要的作用。
中医药防治疫病历史源远流长，积淀丰厚。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朝（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就有了疫情的文字记载。殷墟出土甲骨文中明确记有多种传染病病名，如疟、疥、蛊等，而“疾年”“疫岁”的记载，就是对疫病流行年份的最早认识。据出土的《云梦秦简》记载，2000多年前的秦代设置“疠迁所”对麻风病人进行强制收容；《汉书》记载汉元始二年对疫灾的救治：“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这意味着，古代政府为控制流行病建立了临时公立医院，说明中国早在公元2年就对传染病采取了隔离措施。除历代医籍中的相关疫病记录外，我国仅温病学专著就有541种（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统计），不仅提供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名方，在理论上也颇多建树。随着人口增加以及社会化聚集，疫病爆发、流行愈益严重，汉朝以后更加明显。据《中国疫病史鉴》统计，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元明清时期，疫病流行达到中国历史顶峰，明清两代几乎有一半的年份都有疫病流行。面对疫病肆虐，勤劳勇敢而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医药成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抗击疫情、保障民族繁衍昌盛的重要武器。
我们认为，几千年的中医药防治疫病的历史遗产十分珍贵，至少有五大亮点值得为之点赞。
一是系统地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中医疫病理论与临床诊治体系，特别是发明了许多简便验廉的防治措施、方药和技术。从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总结伤寒病（包括疫病）诊治规律，再经唐代孙思邈、宋代庞安时和朱肱等众多医家的创新发展，至明清，温病学派已然发展成熟，中医疫病理论与临床诊治体系完整，防治手段和方法、药物等丰富多样，价值巨大。2015年获得诺奖的屠呦呦先生就是受晋代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对青蒿治疟记载的启示，发明了青蒿素，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
二是深刻地总结了气候环境、人和病邪的相互作用是疫病发生和流行的关键三要素。通过对气候环境的观察，了解疫病的发生和流行规律，并据此预测疫病的发生。
三是独特地强调固护人体正气是预防疫病的关键，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西医更多地是关注“病原（病邪）”，而中医学主要以“人”的因素作为防治疫病的主要着力点。通过提高人体免疫力，抵抗疫病的侵袭。
四是较早地认识到疫病病因的特殊性，提出要主动“避其毒气”，摸索出了许多防护方法和方剂，如艾灸、粉身、烧烟、消毒、药浴、药囊等。
五是大胆地进行人工接种的尝试和应用。公认最晚在明代，我国的人痘接种术就已经成熟并得到了广泛应用，并通过在世界的传播，直接启发了后来牛痘接种术的发明，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为人类彻底消灭天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人类人工免疫的先驱，向世界贡献了卓越的中国抗疫智慧。
二、中医药抗疫优势尚未充分发挥，需系统性审视不足
毫无疑问，中医药抗疫历史积淀深厚，此次我们应用中医药抗疫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总体而言临床救治的特色优势发挥得还不够，暴露出了诸多短板，极大地限制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和在疫病群防群控中的规模化供给。究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对中医药的抗疫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研究不到位所致。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未深入、系统地开展对中医药抗疫作用规律的总结，对中医药抗疫地位的重视、对其特色优势的认识、对其作用的研究远远不够。近代随着细菌等病原微生物的发现，抗生素的快速发展，现代医学在细菌为主的传染病防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传染病在人类主要疾病谱中逐渐后退，人们对于传染病的防控力度逐渐松懈。至于中医药防控疫病的辉煌历史和独特优势，则更谈不上重视和弘扬了，可以说是鲜有人关注。
目前我国传染病的有关法律法规，尚没有明确中医药参与传染病救治的定位和职责，导致其在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医药不能依法依规及时参与应对，没有“主动权”，缺少“话语权”，总是需要名老中医呼吁，需要中央、地方发文提要求，中医药才能够“上场”。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仅一处提及“鼓励研究中医药”（“国家发展现代医学和中医药等传统医学，支持和鼓励开展传染病防治的科学研究，提高传染病防治的科学技术水平”）。
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体系建设几乎空白。我国尚无国家级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专门科研院所，中医药行业至今仍无一个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BSL），研究力量薄弱。各级中医院传染专科几乎空白，临床人才匮乏。例如，此次抗疫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共10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名单全部为西医院。1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1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中，仅仅是在一般性治疗的最后提到中医药“根据症候辨证施治”8个字。直到1月22日的第3版诊疗方案中，才真正增加了中医治疗的内容。2月29日发布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全文只有1处提到中医药，联合考察组人员名单中没有中医药专家，世卫专家们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医药更是只字未提。此次疫情爆发近一个月后，第一批中医医疗队才在国家支持下赴武汉介入疫情防控。显然，束缚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体制机制桎梏尚未彻底破除，中西医并重格局尚未形成。
中医药临床诊疗技术手段落后的问题也一直未得到重视而加以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发挥。一线中医队伍在新冠肺炎救治过程中，医生的诊疗手段与17年前抗击SARS时几乎没有变化，仍然依赖“眼看手摸”。中医的舌诊和脉诊是十分重要的，但在传染病隔离病房，身穿隔离服的中医大夫只能通过雾气笼罩的护目镜来察看患者的舌质、舌苔、舌态，诊脉则需要与患者“亲密”接触，既增加了医生感染的风险，而且“隔着双层乳胶手套，触摸患者浮沉不定的脉象”，操作非常困难。这些完全依赖医生个人感官的传统中医药“望闻问切”四诊，在传染病救治的特殊环境下，效率不高，应用困难，客观性不好。特别是现有的中医药临床诊疗装备不多，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导致中医药标准化、智能化、规模化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尽管这些问题是中医药在平常临床医疗中久未解决的短板，在此次抗击疫情的特殊战斗中则更加突显。
三、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世界提供中西医并重的“中国方案”
1月下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面爆发，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当前，我国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双重压力。新近的研究提示，重症新冠肺炎除肺功能损伤外,多脏器受损，同时免疫系统也严重受损，感染似乎有慢性化趋势，10～15%出院患者出现“复阳”。更让人担忧的是，新近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成为疫情复燃的潜在隐患。从这个角度讲，这场新冠肺炎的战斗，我们打了遭遇战，还得接着打持久战，难以速战速决，抗疫工作仍不容松懈！
中国上半场，世界下半场。近期，国内的疫情全面改善，但国际的疫情态势却全面恶化。截止4月7日21时，共有211个海外国家（和地区）发现确诊病例，除中国外，累计确诊1278312例，累计治愈216115，死亡72768例。目前，新冠肺炎在海外疫情呈加速蔓延之势，控制尚待时日。
人类与新发传染病的斗争历史久远，目前传染病仍是世界上儿童和年轻人生命健康的主要威胁，而随着病毒变异出现的新发病毒病则是近年来传染病带给人类新的巨大挑战，从2003年的SARS（非典型肺炎）、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2年的MERSE（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到2014年和2018年的埃博拉疫情，都曾被列为PHEIC，损失巨大，教训惨痛。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下一个新的病毒性传染病是什么，什么时候来，但能肯定的是一定会来。
让我们沮丧的是，人类面对从未见过的新发传染病，每一次都是一场尴尬的遭遇战，特别是病毒性新发传染病，更是困难重重。因为病毒变异如此之快，疫苗和特异性抗病毒药的开发追赶莫及，等疫苗和药物研制好了，病毒又变异了，在疫情爆发期内，通过杀灭病毒来控制疫情几乎不可能，以至于除了古老的隔离方法之外，几乎别无它法。另一方面，人体发病后，即使清除病毒有效，后续产生的许多严重病理进程，如炎症风暴、肺组织出血坏死、心肌胞变性坏死、肾间质充血等等，导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此时仍然需要积极的干预。人类应对传染病的战役困难重重且远远没有穷期，人类抗击新发传染病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
经此一疫，我们更加理智、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体系亟待完善。如何尽快地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突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既是当下亟待破解的“燃眉之急”，更是关系国泰民安的战略大局。
我们认为，应以促进大众健康为宗旨，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西医并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新体系，突破新发传染病防控的困境，为世界提供抗疫的“中国方案”。
倡导以健康为中心的理念。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促进健康为中心，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提高全民群体健康水平，增强群体免疫力，筑起抗击传染病的群体健康堤坝，防患于未然。
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原则。并重一是应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将适宜的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内容列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重二是建立中医药同步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和重大传染病防控机制，构建中医药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技术保障体系，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人口全覆盖、不留死角的中医药救治体系；并重三是加强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科学研究，总结中医药在传染病前期预防、临床救治和后期康复中的作用规律。
注重“重预防、强基层、综合治理”。以预防为主扎实落地群体健康基础上的病原防控策略。加强卫生体系网底建设，强化基层卫生机构“六位一体”功能，提高社区传染病监测和管理能力，加强对传染源的基层防控力度。构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与医疗服务体系、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临床救治与科研攻关高效协同机制，落实综合治理基础上的联防联控。
健全数字化防控体系。适应信息社会和“云生活”“宅经济”等生活工作方式的转变，加强数字化防控体系建设，满足健康服务新要求，支撑具有中国特色、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转型升级。
强化政策保障。应当在法律层面为中医药防治传染病提供保障。加强调查研究，将中医药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明确其在预防、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定位及职责，不断完善科学、完整、中西医并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和规章制度，使中医药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总之，中医学注重维护人体自身抗病能力，注重调整机体内在平衡，多靶点地逆转病理进程、修复病理损害，向世人展现了充满东方智慧的疫病防控和健康维护策略，丰富多样的防治措施、方药和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应是人类防治传染病以及许多疾病的最佳方案。今天，中医药再次在人类抗击烈性传染病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遭遇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新发传染病，面临既缺乏疫苗又没有特效西药的困难境地时，中医药的有效作用更显得难能可贵。
不可否认，中医药今天的发展仍然不尽如意，传承不足、创新乏力，难以满足需求等问题依然存在，加上国外对中医药深度挖掘带来的倒逼，给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高高举起科技创新驱动的大旗，自立、自信、自强，进一步科学、客观地总结中医药抗击疫病的规律，探究其内在科学道理，持续优化防治方案，让中医药能够更好地造福人类，惠及苍生。
作者简介：
胡镜清，二级研究员，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卫生计生委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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